开云全站瑶族村寨里一名教授的乡村公益实验

2023-12-08 08:43:41　　点击量：

　　在停水停电的灾民安置点，比起万元珍珠，一元钱的矿泉水更能解生存之急；在边远的山村学校，相比教出一个好学生，培养一名好老师能让更多学生受益。

　　善意是公益的起点，但善意是否结出了善果，公益资源投入在多大程度上助力解决共性问题，帮扶对象是否平等受益，理当成为捐赠人、公益人、受助人、大众共同的追问。

　　“公益怎么做才是有效的？”当我把这个问题抛给不同的公益实践者，他们几乎都需要用更长的思考时间、更谨慎的措辞、更多的解释，才能给出回答。

　　这的确不好回答。公益被寄予参与社会财富和资源第三次分配的使命期待，行动过程中，公益面对的社会问题又是长久以来形成的系统性难题，而中国公益的力量仍然有限。在此之上，公益人对公益精神、发展理念的理解分歧，所选参照物的不同，也让效果评价缺乏共识。

　　但公益实践者们向我确认，追问效果是重要的，这个问题并非刁难而是反思的契机。我们纠结的难点在于，我们该怎样评估一个公益项目的效果。它当然不能停留在数据和指标上。

　　在云南西双版纳有个河边村，这里地处边境，2015年之前，它曾是中国最贫困的农村之一。2015年该村村民人均年可支配收入4000元，而人均年支出超过5000元，几乎家家负债。8年过去了，村民住进了高大靓丽的干栏式木楼，好些人新买了小轿车。

　　实事求是地说，河边村的变化是政府、公益、村民协作的结果，但公益力量的集中介入将三者的资源整合起来，形成改变村庄的合力，这个边远小村庄由此成为乡村公益领域的一个突出案例。

　　让我们从河边村的故事开始，它将显现公益项目效果评估的多重维度—关于公益如何超越“钱的搬运工”，怎样回应对美好生活的不同期待，以及发展如何面向现代性的张力。

　　村子很小，50来户人家，也就200多人。30多年前，他们集体搬过一次家，从更偏僻的山上搬到了勐伴镇，在河边和雨林中间安了家。

　　上世纪90年代，通往村外面的土路，村民挖了三年才挖通；2002年，他们用1200亩地跟一家公司换，村里才通了电；他们上山的生产路，还是通过种甘蔗，借糖厂推土机开出来的。

　　即便每天早出晚归、辛勤劳作，采砂仁果、种甘蔗挣来的钱也还是不够用，几乎家家都要借钱度日，还不上钱的人多了，连银行都不愿意再给村民放贷。资源匮乏至此，河边村似乎无力自行扭转困境。

　　2015年，村里来了一个陌生面孔，但直到第二次见面，当时接待的村支书李福林才知道，那是李小云，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教授。这位北京来的学者提出，要留下来帮河边村发展。

　　刚驻村时，李小云在这间矮小的房子里办公，房间没有窗户，只有一个小门，也没有洗手间，这已经是当年村里条件最好的房子了

　　李小云注意到，村民的房子没有窗，大家都到野地里上厕所，也很习惯随时和鸡狗猪狭路相逢，同住一个屋檐下。他去过很多贫困的村子，类似的画面和他在大城市、欧洲乡村所见的环境形成鲜明的反差，也和他脑海里关于发展的理念格格不入。

　　相比于直接救助，李小云想探索从根源上解决问题的方案。两次进河边村的间隙，李小云想在河边村做一个乡村实验，他需要人和资金，最终想到了公益。他给“希望工程”的创始人、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发了邮件，说自己想注册一个公益组织，在河边村做一个乡村公益实验，需要支持。

　　看到李小云在邮件里说“要辞去农大发展学院院长来做这个实验”时，徐永光的胸口像被撞到了，他认为这事成功的概率很低，但他知道，为社会创新承担风险，是公益组织的应有之义，他当即决定支持这个实验。

　　公益项目都需要特定的目标，一切公益活动将围绕它展开，也将成为衡量项目效果的基准。李小云不止一次地回答过这个问题：这场乡村公益实验的目标是什么？

　　2020年，王石来河边村考察，李小云给他的回答是：人和财富都往城市流动，中国乡村的价值流失了。财富仅仅是社会价值的一部分，人的生活实际上是受多元价值驱动的，如果把一个地处热带雨林的贫困村庄建设好，乡村的价值就可以回流。

　　至今这个目标的内核没有变。“我今天做的所有的乡村都是要探索一个方案，怎样让农民成为乡村的主体。”在昆明的一个村庄，李小云对南风窗解释，那意味着，“农民是决策主体、建设主体、受益主体、经营主体”。

　　这是一个艰巨的目标，但李小云盯住了问题要寻找解决方案：“得让农民自己的资源能够不断产生收益和附加价值并且留在他自己的口袋里，如果都被别人拿走了，村庄建起来农民不受益，城乡差距不断扩大，这个就是问题。”

　　为此，注册了公益组织“小云助贫中心”之后，从2015年开始，李小云住进了河边村，以公益为杠杆，开始了一场乡村公益实验。

　　李小云从没想过，自己在河边村做的第一件事会是教村民建房子。在农村，盖房子可是件大事。

　　副村长黄志成还记得，当年李小云到他家里就问了两个问题：想不想盖房子？想盖什么样的房子？改善住房是村民的需要，要不是没钱，谁不想摆脱矮小破旧、四处透风漏雨的老房子呢？

　　当时，全国的脱贫攻坚工作已经开始，河边村也得到了易地扶贫搬迁、产业扶贫政策的支持，有近千万元的扶贫资金投入，政策帮扶的其中一项，就是改善村民的住房。

　　基于此，李小云想的是，政府这笔公共资源投入的效果自然立竿见影，如果这个房子还能成为村民提高收入的资产，嵌入一间对外的民宿客房，延伸产业，脱贫将更加可持续。但政府资金有严格的使用限制，很难在资金上给客房提供足够支持，政府也缺乏具体规划的能力，村民也没有能力和动力主动投入，于是更具灵活性的公益力量就有了用武之地。李小云和勐腊县政府协商，由他的团队承担规划工作，通过公益为客房项目筹款，公益项目“瑶族妈妈的一间客房”就此产生。

　　但房子要规划建成什么样的？大家有了分歧。有村民提出，想要建城里那样的砖头房，另一些村民则倾向于通风好、更适合热带雨林环境的传统干栏式木楼。当时，李小云就跟着李福林挨家挨户走访，和傣族镇长去看附近村庄的干栏式建筑，他想找到一个既能满足村民改善住房的需求，又能把瑶族村寨文化保存下来的方案。

　　最后的设计方案保留了干栏式木楼的框架，但它比老房子更高大，有敞亮的窗户、严密的屋顶、平整的地板，有砖头砌成的卫生间和厨房。但这样的房子，村民想象不出来，李小云就找志愿者画了设计图，还强调一定要做成“有颜色的、好看的房子”，再放大打印出来，找村民开会来看。

　　在当年的老房子里，李小云和河边村村民一起开会，他拿着公益志愿者设计的规划图，向村民讲解期待中的河边村的新房子和新面貌

　　对图纸，大家还是半信半疑，房子设计得那么高大，村民担心建不起来。团队就先来示范建房，让村民眼见为实，再决定是不是接受—为说服而示范，温和推进，这是公益的伦理要求，也是有效的工作方法。

　　邓雪梅家是第一个示范户，团队聘请了专门的建房师傅来教，把关质量。大约3个月的时间里，村里人一起当学徒，在村民相互帮工、围观学习的过程中，愿意效仿的村民也越来越多。学盖房子不仅节省了人工费用，建木楼、砌墙灌水泥、做装修，后来还成了一些村民的谋生技能。

　　黄志成起初也不知道怎么建，但他告诉南风窗，他爸他姐家的房子，都是他出力把房子立起来的。他的老房子只有40多平方米，新房子占地120平方米，后来见了其他地方由政府提供的人均27平方米的易地搬迁标准房，他觉得还是自己的大房子住着舒服。

　　董强是中国农业大学的教授、小云助贫中心理事长兼总干事，全程参与了河边村公益项目的具体执行。他告诉南风窗，不仅是干栏式木楼，之后的卫生间、厨房、“瑶族妈妈的客房”，都是通过先示范和学习，村民愿意了才推广开来，还要培训技能、提供工具。

　　拿到了无息贷款和政府的补贴资金，办到了伐木证，村民陆续到村子的集体林里去砍树备料、拆老房子；政府的施工队也来了，推平土地做挡土墙、给村里做道路硬化，对外的主路也铺成了水泥路，网络通信信号也有了，大家再也不用跑到山头上去找信号；腾讯公益平台，敦和、南都、招商局、友成等基金会，各路公益力量提供的资金、材料、设计方案也进来了—资源汇总到河边村，改变的势头从未如此强劲。

　　那是村里建设最火热的两年。黄志成说，那时候大家都有用不完的力气，每天5点起床，有时候一干就到夜里12点。木头很沉，要七八个人一起抬下山；连续抬了一年的木料，他的背都驼了；油锯推刨的轰鸣声常常天不亮就作响，持续了一年多。

　　“90后”周志学是2015年盘王节那天回到村里的，当时他已经在深圳打了5年工。见他姗姗来迟，村里的同伴喊他回来建房子：你再不回来就不是河边村人了。

　　河边村焕然一新，远远望去，热带雨林里统一的蓝色大屋顶很是醒目；村里年轻人搭建的阶梯式步道连通家家户户；猪舍统一移到了村子边上，主干道旁有花丛和果树，结果的时候，村里的孩子随手摘一个杨桃就吃。

　　李小云提供的方案，是把河边村打造成一个集相对高端的会议经济与休闲自然教育于一体的新业态产业村。热带雨林的资源得天独厚，瑶族的文化背景是特色，公益捐赠下，村子里有了一间现代会议厅，47户村民开辟出了客房，但最现实的问题是：客人从哪里来，村民能不能接得住？

　　2017年底，“瑶族妈妈的客房”还在建设中，李小云请朋友来住了2晚，黄志成收到了1000元钱，这也成为村民愿意参与这个项目的一个推动力。但很大程度上，河边村是在依靠小云助贫中心的人脉来牵引客源。

　　刚开始，客房陈设和装修很简单，黄志成也不知道怎么做服务，即便是在深圳待了5年的周志学，也不知道该怎么讲解从外地进村的路线，沟通起来也很生涩，村民也不会开发票。早期，这些工作都是小云助贫中心的团队和学生志愿者来接手。

　　村民的确缺乏经验，也曾经有企业来接洽，提出想要承包河边村的客房来运营，李小云不同意。“李老师跟村民说，如果公司进来，会把大部分的利益拿走，留在村里的就一点点。”周志学说。

　　李小云之所以拒绝，源于两个信念。他不希望河边村建起来了，农民却不受益；他还想要破除一个偏见：不要假设农民没能力。

　　这两个信念真实践起来难度很大，但河边村给过李小云信心，从早年间村民集体种甘蔗开路，到后来的互助盖房，村民展现出来的自助和团结协作，显现出巨大的能量。“贫穷并不是因为穷人自身的不作为，他们缺乏的可能只是组织和引导，缺少的是来自外界的技术性支持。”李小云总结。

　　小云助贫中心带村民去其他民宿参观学习，请五星级酒店的人来村里做客房服务培训；请外面的厨师来村里教，让几个定点餐厅能做些更亮眼的菜；几个年轻人也学着用电脑和办公软件，客人常问到的问题，列出答案挨个记，边学边做。

　　“农民也有学习能力，提供支持很重要，要让他有信心去干这件事，如果你抱着农民啥都不懂的心态，他不可能跟着你干。做事的过程中，他不觉得吃亏，能得到好处，他就会学，快点慢点没关系。”董强说。

　　2019年，是客人最多的一年，还是依靠小云助贫中心牵引过来。最热闹的一回，是东盟村官交流会带来的人气。客人来头不小，有东盟和中日韩减贫领域的地方基层官员代表、东盟秘书处和中国—东盟中心、亚洲开发银行等机构代表，一下来了80多人。

　　村民从没见过这样的阵仗，也没见过那么多肤色的面孔。很多人第一次意识到，河边村和外界没有那么远的距离。语言不通没关系，下载个翻译软件，也能完成基本的交流；大家凑在一块打糍粑，很投入地玩了起来；老挝人特别能闹，和村民一样爱喝酒，一喝就到半夜一两点，吵得楼上的韩国人睡不好觉；走的时候，村民在枕头下面收到了外币小费。

　　另一批客人是介绍进来的夏令营、研学团。来的都是大城市里的孩子，黄志成没想过，这些城里的孩子能那么快地和村里的孩子玩到一起，认识才半天，五六个人就玩到一个房间里，好些孩子哭着说不想走。

　　闲聊的时候，这些村民眼里顶聪明的孩子会和他们说，自己要上各种补习班，总是被管着，一天能拿到手机的时间不超过半小时，很苦。可到这里来，他们更独立也更自由，肆意地在村子里奔跑嬉闹，穿越热带雨林。有个上初二的北京男孩年年都来河边村，黄志成也很好奇，究竟是什么魅力让他每年都大老远地来一趟？得到的回答是：河边村是我第二个家。

　　人气很自然地就转化为村民的收入，加上偏中高端的价位，董强告诉南风窗，到2019年，河边村的客房和餐厅收入有130多万元。

　　原先大家也担心客源不可持续，但介绍来的研学团，合作开始固定了下来；2021年，通过合作免费在携程平台上线，“瑶族妈妈的客房”开始独立面对散客市场。

　　因为疫情，散客的市场效应直到2022年底才显现出来。从2019年开始，小云助贫中心就逐渐放手，让村民成立合作社，接手经营，周志学成了“乡村CEO”，以合作社经理的身份管理客房和村里的经营项目。

　　春节前，周志学试着放出房源，订单就出现了。村里连忙收拾打扫，整理出了17间客房。春节期间，最多的时候，村里来了50多个人，临时加了备用房才住得下。有的原先只预订了一晚，后来又续住了2天，等着瑶族过年的杀猪宴，过了一个既安详又热闹的年。一些客人约定，明年春节还来，为此，合作社早早养下了一头牛，等着给新一年的杀猪宴加菜。

　　河边村的生意经不止一本，探究村民是怎么挣到钱的时候，就会发现村民的收入仍然离不开农业，“瑶族妈妈的客房”也没有成为全村人主要的收入来源。

　　从十多年前开始，村民种下了橡胶树，需要十年才到旺产期，而近些年刚好是集中开割的时候；加上这几年，芭蕉行情好，种下一年就能收获，村里也种了不少芭蕉；再利用当地气候，通过种冬季蔬菜，村民也挣到了钱。

　　现任村支书邓林国是个直肠子，“有些没有参与客房的人甚至比做了客房的人挣了更多钱”。周志学告诉我，现在他在村子里管理客房挣到的钱，比不上他在深圳打工，但他也觉得，很多村民不出去，还是靠农作物看天吃饭，投入是固定的，收入却不稳定，客房收入多少还是能成为一个补充或保障。

　　“瑶族妈妈的客房”之外，依托中国农业大学的资源，小云助贫中心也在农业上给予支持。董强发现，当地采集的蜂蜜品质很好，对接了市场。黄志成告诉我，现在村里的蜂蜜不够卖，都被公司订走了，散客买不到。

　　在种芭蕉上，团队给了种苗和化肥的资金配比支持。配比的意思是，小云助贫提供一部分资金，村民也得自己出钱，激励村民的同时也培养风险意识。类似的激励方式，也用在河边村的养殖和种植农业上，有2户村民成了养鱼大户。

　　由此，河边村的生意经分出了两条路，一条是相对接近村民过往劳动经验的农业，一条是对接都市的民宿服务业，究竟哪一条路更适合河边村民，更契合他们的需要？

　　究竟是注重短期成本和效应，还是关注长期趋势和风险，的确很难比较。但看似更容易上手的农业，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美好。董强举了一个例子，蜂蜜是很好卖，但50多户村民里，对养蜂感兴趣的人并不多。“在一个村子里搞产业，如果一个产业只有个别农户参与，扶持他，其他农户会有意见，这有违公平伦理。”此外，提高蜂蜜产量很难，村里目前没有出现养蜂大户，全村的带动性很弱，收益也没有超过客房。

　　从贫困村到拥有中高端客房的产业村，也有声音觉得“太快了”。董强解释：“快的前提是，我们希望它能跟社会发展有个链接。河边村欠缺外部视野，如果没有一个跨越鸿沟的桥梁，它没有办法和现代社会、现代市场连接。如果照着过去的模式，它会落在发展的最末端。”

　　董强意识到，无论公众还是资助方，更关注项目眼前的效益和产出，很难用战略思维衡量一个公益项目的长远效果，理解它和当前现状的差距。他告诉南风窗：“河边村的价值，不仅仅局限在项目层面，而是说它在一个村庄的层面，看公益能为乡村振兴贡献什么样的思路……很多人不太关注公益资源投入后，最后的整体效应和外溢的影响力。”

　　论及公益效果评估时，李小云提醒我，不要用二元对立的思维看事情。团队在客房、农业活动上的公益支持其实殊途同归，都在增加村民收入—增收是手段。

　　李小云的另一个表述或许能概括更深刻的初衷：“我们今天讲的贫困，实际上是不同群体之间现代性断层的问题。”他赞同原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何道峰的观点：人的现代性问题，是公益要关心的一个重要命题。

　　现代性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董强提供了两个具体的语境。过去，村民采集蜂蜜是自给自足，现在，村民养鱼是几万条的规模，面向市场才是现代生产。瑶族妈妈的客房，在小云助贫中心的牵引下，接触到现代都市的市场，从中培养他们的服务能力。“现在（客人）都直接跟村民对接，我们不管，去年春节以来，他不是把握住了吗？”

　　“公益资源集中在城市，很难真正在乡村落地。怎么更贴近农民的需求，解决他的生计问题，发展推向现代化？从这个角度，河边村的乡村公益是推动它现代化的公益。”李小云说。

　　李小云是发展主义的拥护者，夸张点说，在批评者眼里，他是“被发展的霸权和发展的意识形态洗脑的人”。

　　他念念不忘的是上世纪90年代一个欧洲农户的小院，庭院里种着花，卫生间和厨房很干净，很是赏心悦目。回国之后，他就着手改造单位的卫生间，有同事感叹：办公室的卫生间终于不再臭了。

　　李小云也琢磨过，是不是干净整洁就一定代表文明，脏乱差或许也是一种文化？但这个念头很快被打消了，毕竟，如果说他改造卫生间是受到了欧洲文化的影响，为什么没有去过欧洲的同事也觉得改造之后的卫生间好呢？他相信，有一些价值适用于全球。这些观念和画面，也渗透在河边村的公益实验里。

　　周志学也喜欢现在的河边村，但回顾村子的巨变，他最引以为豪的不是挣钱，而是村民之间“有事大家帮”的凝聚力：村民之间多是亲戚，很多事情不谈钱，相互帮忙成自然，他认为这是河边村与众不同的地方。“要是在别的村，隔壁家就不是亲戚，才不管你，建设村子也没有那么大的积极性，帮你忙得给钱。”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村民建了更大的新房子之后，亲戚之间，房子比以前挨得更近了，这也折射出村民对亲缘的珍视和强化。

　　但周志学越来越感受到利益划分带来的压力。未来散客增加之后，客房怎么分配，人情和公平开始拉扯；有时村民会不理解，看他忙前跑后，只觉得他在中间挣了很多钱。他开始担心，一旦未来客房收益大了、利益分配不均，或者需要村民从农忙中配合服务的地方多了，大家的关系会渐趋紧张。

　　李小云这样理解其间的张力：“面向市场的经营伦理和河边村现在还存留的亲缘关系共同体的伦理是不一致的，它有冲突。”这样的现代性冲突，不只存在于河边村。

　　周志学的担忧很现实。陆德泉是香港中文大学尤努斯社会事业中心项目统筹主任，他向南风窗分享了一个公益案例，面对的问题就是周志学担忧的问题。在香格里拉的一个彝族村庄，原先每逢节日村民会跳锅庄舞，大家手拉手转圈一起跳，但因为采矿的利益纠纷造成了村庄分裂，村民连手都不愿意牵，甚至舞都不愿意一起跳了。

　　陆德泉认为，看待一个公益项目，除了关注它的特定目标、实施后的评估指标数据、后续影响，最终还要回归最开始要解决的问题，重新审视解决方案对问题有多大程度的回应和改善。

　　过去几十年，在城乡对比中，乡村的财富流失了，但未来若在寻求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乡村的情感价值和文化价值因此流失了，同样可惜。如何拿捏平衡，避免顾此失彼，将成为新的挑战，也是公益和干预乡村的其他力量要面对的新问题。

　　2019年，在一篇记录河边村实验的文章结尾，李小云写下了他的困惑：“发展的问题是否可以通过发展的方式来解决，对此，我其实并没有一个答案。”

　　4年后，在昆明一个农庄，李小云跟我说的是：“让村庄慢慢发展，摸索出共同体和个体最佳结合的现代化……我们（公益力量）终生陪伴它。”

　　河边村的乡村公益实验仍在继续，它无法许诺一个标准答案，效果将在更长时间的互动中显现。开云全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