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云全站1979年卡拉扬访华幕后故事跌宕起伏

2023-09-21 00:28:36　　点击量：

　　这位贵族气派的指挥大师，曾带领过欧洲众多一流交响乐团，并执棒世界顶级交响乐团——柏林爱乐乐团长达34年，全盛时期被誉为“欧洲音乐总指导”。他生前录制唱片近900种，全球销量超2亿张，至今仍是古典音乐界的“销量王”。

　　1979年国门初开，人气堪比天王巨星的卡拉扬，应邀率柏林爱乐乐团访华，在北京连演三场音乐会。这是卡拉扬的首次访华，也是唯一的一次，前后只有一周时间，此间发生的种种故事，如同一首交响曲，跌宕起伏。卡拉扬和柏林爱乐乐团又似一股旋风，在中国掀起西方交响乐热潮，深深影响了一代音乐家和古典乐迷……

　　来访者都是同一小区的邻居，有中央乐团（今中国交响乐团）指挥李德伦、严良堃、秋里，小提琴演奏家司徒华城……他们手里都拿一张节目单，走的时候都不忘嘱托一句：“无论如何帮个忙，请卡拉扬签个名！”

　　这一年，中国与联邦德国签订文化交流协定，邀请指挥大师卡拉扬率柏林爱乐乐团访华演出。文化部外联局安排洪善楠，担任卡拉扬的随行翻译。

　　对中央乐团的音乐家们来说，真是多重惊喜——既能在家门口一睹大师风采、欣赏世界顶级交响乐团的演出，又可能通过老街坊的“特殊关系”，要到卡拉扬的亲笔签名。以前，音乐界人士早有耳闻，大师从不随意签名。

　　几家欢喜几家愁。负责卡拉扬访华具体事宜的接待组，却因为搞不到贵宾房急得团团转。

　　按照文化部接待计划，卡拉扬、乐团行政经理彼得·吉尔特和其他8名主要成员，入住北京饭店，每人或者每对夫妇一个单间；其余200多人均安排住前门饭店双人间，如有乐师带家属，需自掏腰包付一张床位费。

　　当时，北京可接待外宾的涉外饭店只有11家，客房不到4000间。坐落于长安街畔的北京饭店，是规模最大、名气最高的高档酒店，曾接待过不少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随着国际交往日益频繁，这里的客房一度非常紧张。

　　时任中国对外演出公司副经理的党允武，作为接待组组长，三番五次跑到北京饭店要贵宾房。他苦口婆心地解释说：“卡拉扬在欧洲的地位和威望，不比一个普通国家的总统或总理低。”接待部门还给卡拉扬配了一辆红旗轿车，这在当时属于部长以上的待遇。

　　但北京饭店首先要保障的是国家外交的接待需求，工作人员无法理解：一个乐团的指挥，怎么能与一国元首相提并论？

　　卡拉扬出生于莫扎特的故乡——奥地利萨尔茨堡。他的父系先祖原籍希腊，是纺织品商人，移居奥地利后，因有功于神圣罗马帝国而受封为爵士。卡拉扬全名中的“冯”（Von）字，就是其贵族出身的标志。

　　他的父亲是一名医生，爱好吹奏单簧管，母亲是理查德·瓦格纳的乐迷。他从小受家庭熏陶，4岁开始弹钢琴，10岁可以开钢琴独奏会。据卡拉扬生前自述，他曾因在钢琴方面的天赋，被世人称之为“神童”，但他从没有为这一称号去耗费力气。

　　大学时代，卡拉扬在维也纳工业学院学的是机械制造。因为在他务实的父亲看来，音乐只能是爱好，要学一门实用的技术来糊口。而他无法抵挡音乐的强大诱惑，于是又在维也纳音乐学院研修音乐，并取得了指挥资格。

　　毕业后，卡拉扬毅然踏上音乐之路，在乌尔姆歌剧院开启了指挥生涯。这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剧场，舞台只有一间客厅大小，乐队人数不超过26人，并不能满足他的鸿鹄之志。1938年，羽翼丰满的卡拉扬进军柏林，首次指挥了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出，之后又与柏林国家歌剧院乐队合作演出了瓦格纳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引起轰动。

　　“一颗新星终于出现了！”欧洲音乐评论家埃德温范·德·努尔在媒体面前，对卡拉扬不吝赞美之词，称其为“神奇的卡拉扬”“伟大的指挥家”，并添油加醋地评论道：“一些老指挥家”应该向这位年轻人学习点什么。

　　所谓“老指挥家”，针对的是时任柏林爱乐乐团总指挥的富特文格勒。他以不拘一格、浪漫、即兴的指挥风格，在欧洲乐坛享有崇高声誉。看到这样的评论，他自然不高兴，并对这颗崛起的新星心怀戒备，“一心想让卡拉扬离他的乐团远点”。

　　卡拉扬却对柏林爱乐乐团念念不忘。成立于1882年的柏林爱乐乐团，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交响乐团之一，乐团成员的素质令他着迷。他曾立志：“我一定要得到这支乐团。而且我知道，和这支乐团一起我将有什么样的成就。”直到1954年，富特文格勒不幸去世，卡拉扬才如愿以偿，在第二年成为柏林爱乐乐团的终身首席指挥。

　　此后，“神奇的卡拉扬”逐渐走向巅峰。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他同时兼任伦敦爱乐乐团、维也纳爱乐乐团、米兰斯卡拉歌剧院、维也纳歌剧院、巴黎歌剧院和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指挥，并包揽萨尔茨堡音乐节、卢塞恩音乐节等音乐节的艺术指导，被誉为“欧洲音乐总指导”。

　　只要他的名字出现在海报上，不论是指挥歌剧还是音乐会，售票处门前都会排起大队，演出场场爆满。据说，在他生前全部的活动中，只有一次观众没有坐满——在印度一个拥有六万座位的足球场中的演出。

　　有一次，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到奥地利访问，造访了卡拉扬在萨尔茨堡的家。她与卡拉扬共进午餐，并开玩笑说：“我羡慕你的地位，在指挥台上，你要人们做什么，他们总恭敬听命。”卡拉扬连忙回应：“事情并不总是这样！”

　　西方交响乐在中国起步较晚。卡拉扬在欧洲乐坛如日中天时，中国国家交响乐团——中央乐团刚刚于1956年正式成立。之后不久，乐团就经历了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一会儿批‘白专’不能练琴，一会儿‘民族潮’交响乐队要改民乐队，拉提琴的要改成拉二胡的。‘文革’一来，西方交响乐便同所有西方文化一块儿消失了……”

　　“”倒台后，西方交响乐在中国恢复公开演出，但很多人没听过音乐会。李德伦在1981年中国音乐家协会的讲话中提到，中国像样的交响乐团只有两个：北京、上海各一个，比较完整。广州和西安的乐团因条件受到限制，还需要大力发展。也就是说，十亿人口有四个乐队，两大两小，五亿人口分一个大的、一个小的。

　　所以，对音乐“门外汉”来说，卡拉扬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北京饭店的工作人员没听过这个名字，当然也无法想象他能与国家元首相提并论。

　　最后经文化部反复协调，北京饭店总算答应给10间贵宾房。彼时，距离柏林爱乐乐团抵京，仅剩三个小时。

　　因为柏林爱乐乐团这次乘坐的是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第一架大型喷气式客机。首都国际机场还没有降落过如此庞大的客机，原有的舷梯高度不够。怎么办？

　　时间紧迫，机场有关部门会商后，让工作人员在原有的舷梯上，临时接了两块木条，再钉上几块木板。这样，舷梯总算够得着机舱口。

　　1979年10月27日，夜幕笼罩下，柏林爱乐乐团的飞机降落首都国际机场。机舱门缓缓打开，卡拉扬第一个走下飞机。随后，他被引领到机场贵宾室。

　　文化部、中央乐团一行人，正在那里迎候他。双方坐定后，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姚仲明致欢迎词：“请允许我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文化部和中国音乐界同仁，向尊敬的、远道而来的卡拉扬先生及其率领下的柏林爱乐乐团表示热烈的欢迎！”

　　“当天，洪善楠不巧生病了，就由我来担任卡拉扬的翻译。”文化部外联局译审张德生说，为了做好这次接待任务，他提前研读了十多万字的德语材料。然而，刚开口翻译了一句，他就看见一位德国人行色匆匆地闯了进来。

　　“那位德国人径直走向卡拉扬，凑上去与他‘咬耳朵’。”张德生还没有反应过来，卡拉扬噌地一下站起来，说了一句：“我的乐师从飞机上掉下来了！”他没跟任何人打招呼，头也不回地离开贵宾室。

　　柏林爱乐乐团大提琴演奏家亚历山大·韦多夫作为当事人，曾在《柏林爱乐——我们的故事》影片中回忆了事情的经过——

　　飞机降落后，大概下来了五六个人，韦多夫和舞台监督海因茨·巴特洛格一起下飞机时，巴特洛格突然在停机坪中央晕倒。

　　于是，韦多夫转头跑了回去，站在舷梯最边沿的位置，朝飞机里面大喊：“请先让一位医生出来，巴特洛格心脏病发作晕厥了！”谁也没想到，就在他喊这句话的那一刻，舷梯突然塌了。

　　韦多夫和站在他身边的首席双簧管洛塔尔·科赫猝不及防，一起从6米多高的舷梯摔了下去。“另一名曾参过军的乐师反应很快，徒手爬回了机舱。”韦多夫的两只脚跟被摔伤，科赫则摔断了肋骨。

　　卡拉扬赶到时，现场一片混乱。柏林爱乐乐团第一首席托马斯·布兰迪斯记得，卡拉扬给晕厥的巴特洛格做了人工呼吸，“把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

　　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的学生姜建华，原本怀着激动的心情，和几位同学拿着小旗在机场迎接“教科书偶像”，却目睹了这起事故的发生。她至今仍记得，“那天，卡拉扬的脸色铁青，非常可怕”。

　　第二天，卡拉扬去医院看望受伤的音乐家。他问：“我能帮你们做点什么？”韦多夫回答道：“我摔下来的时候眼镜碎了，没办法读东西了。”卡拉扬从口袋里掏出自己的眼镜说：“你试试这副？”韦多夫戴上眼镜四下看了看，满意地说：“它刚好合适。”

　　柏林爱乐乐团两位受伤的音乐家，后来只在协和医院做了紧急处理，没有动手术。张德生告诉记者，“因为卡拉扬不相信中国的医疗技术，要把他们送到瑞士苏黎世，接受他认为最好的治疗。”

　　“这其实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张德生于1980年被派往我驻瑞士使馆工作，他说，“中国医生一天要做多台手术，早已练就一手‘绣花针’功夫，而苏黎世的医院，几天都不见得有一台手术，医生的经验远没有中国的丰富。”

　　10月29日上午，中方派波音707专机，护送两位重伤音乐家直飞瑞士苏黎世。当天，张德生也被派往首都国际机场。

　　“我看见飞机头等舱的机罩被打开，里面被改造成两张‘空中吊床’。机场铲车先将两位躺在行军床上的音乐家缓缓铲起，再稳稳地放到机内‘吊床’上，最后放下头等舱的机罩。”张德生目送两位重伤音乐家离开中国，但没想到，这远远不是结束。

　　此后20多年，文化部外联局一直在处理和协商这两位音乐家与中国民航之间的赔偿问题。“双方来来，不知打了多少笔墨官司。”今年84岁的张德生回首往事，“仍觉得不寒而栗”。

　　对此，柏林爱乐乐团的经理很有礼貌地回应：“这是不幸的事，到哪儿都会有意外。”受伤的两名音乐家，只能找人替补。其他一切按原计划进行。

　　演出前一天，柏林爱乐乐团在演出场地——北京体育馆进行排练。早在半年前，乐团就派先遣队来华挑选场地。北京当时没有大型的专业音乐厅，“文化部考虑，既然世界一流乐团来了，总得让更多如饥似渴的音乐工作者开开眼界。柏林爱乐乐团也希望扩大自己的影响力，在大一点的场地演出。”张德生说，乐团测试了很多场馆，最后选中了北京体育馆。

　　体育馆比较空旷，拢不住音。乐团提出，在体育馆内竖一套反音板，以增强音效。北京体育馆找人用几块大木板，制作成一套反音板，形似一面弧形的墙。“乐团的成员看了之后都笑了，因为跟他们在卡拉扬家乡萨尔茨堡演出时用的反音板一模一样。”

　　卡拉扬还从柏林带了几个音响喇叭，安装在体育馆的不同位置。“他拿了一把梯子，站在上面，亲自调整每个喇叭的朝向。每调整一个方向，就让站在不同位置的七八个同事听听效果，调了整整40分钟。”看着这位71岁的老人爬上爬下，洪善楠扶着梯子不敢松手，心一直悬着，同时又被他的认真严谨所感动。

　　一切就绪后，卡拉扬安排他的保加利亚籍助理，指挥中央乐团演奏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这是柏林爱乐乐团将要演出的作品。在此之前，中央乐团的乐师就听说，“可能”要与柏林爱乐乐团合演这部作品。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卡拉扬要亲自听一遍，才决定是否合作。

　　卡拉扬治乐极严。他不但要求自己做到精确，同时也要求每个乐队成员都做到准确无误：带浮点的音符就是带浮点，既不能长一点儿，也不能短一点。如果乐队成员不能做到一丝不苟，就无法配合得天衣无缝，这是他无法忍受的。

　　中央乐团的乐师们已提前排练，再加上，1978年年底他们和法国里昂交响乐团音乐总监鲍多合作过这部作品，因此演奏效果不俗。卡拉扬听后，对李德伦说：“这个乐队训练有素，演奏得很好！”

　　随即，卡拉扬表示同意合作，建议中央乐团选部分弦乐师及管乐成员，在最后一场音乐会，与柏林爱乐乐团联袂演出。同时，他还邀请中央乐团小号演奏家陈嘉敏和打击乐演奏家马家骏，在穆索尔斯基的《图画展览会》中客串。

　　卡拉扬后来在接受采访时说：“他们的准确性让我很惊奇。所有柏林爱乐的乐师们，都对他们适应得那么好而表示惊讶。从中国演奏员的脸上，我也感到他们与我们一起演出的兴奋。”

　　音乐家要做到精确，离不开日复一日的练习。令卡拉扬尤为不解的是，这些年轻的乐师，平均年龄不过三十多岁。也就是说，他们大部分的职业演奏生涯，是在西方古典音乐被视为资产阶级作品而遭禁的年月中度过的。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对于这一疑问，中央乐团另一名常任指挥韩中杰向卡拉扬透露：“不少队员不顾禁令在家中偷听西洋音乐，甚至把乐器调至哑音进行练习。”

　　卡拉扬行走在北京街头，穿着时尚。他曾被时尚界评为“世界最佳着装男人之一”。

　　卡拉扬访华的消息甫一传出，就在文艺界引起轰动。大家为一睹大师风采，纷纷托关系、找门路抢演出门票，或是争取观摩排练的机会。当时，音乐会门票由文化部统一分配给全国各地艺术院校和文艺工作者，没有“卖票”一说。

　　柏林爱乐乐团对观摩排练有要求：不得超过100人，不能出声，不许走动。因为卡拉扬讨厌任何不和谐的声音，他和乐团录制影片时，现场往往安插一些纸做的观众——假观众不会动，不会影响注意力。

　　在北京体育馆排练当天，由于一些人对音乐会观演礼仪不了解，现场咳嗽声不断，旁听者起立、坐下时，座椅的异响此起彼伏。这让卡拉扬很恼火。他转过身来，双手交叉抱在胸前，一言不发地看着台下的旁听者。

　　卡拉扬转过身去指挥。在乐章间停顿的片刻，一阵阵咳嗽声又不断传来。之后，他高举着指挥棒，迟迟不肯将它挥下去。

　　张德生记得，中间休息时，卡拉扬生气地问：“谁让这些人来看排练的？有的人还来回走动，这里又不是咖啡厅！”接待组的人解释说：“卡拉扬先生，这是按照双方签署的协议执行的。”之后，卡拉扬才没再吭声。

　　卡拉扬有严格的纪律。与他共事过多年、世界著名男高音歌唱家何塞·卡雷拉斯曾说，“他总是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我从未见他在排练时迟到过一分钟。可想而知，一个自律这么严格的人，对他人的要求也会很高。他最痛恨的，就是没有纪律。”

　　“中国人一向喜欢扎堆儿，尤其是他们说话的声音很大。”柏林爱乐乐团首席小提琴家赫尔穆特·斯特恩了解中国人的秉性。他是犹太人，上世纪30年代曾随父母一起流亡中国，在哈尔滨、北京等地生活了11年。中国是他的“第二故乡”，他曾对李德伦说：“我非常喜欢中国，是中国救了我的命。要不是中国的话，我会死在集中营里。”

　　在斯特恩看来，旁听者对排练的兴趣极大，当然也就产生了一些噪音。“卡拉扬骂起来，他们应该安静。有时候，他只是皱皱眉，他的助手就严厉训斥中国人……这种殖民主义者的装腔作势”，让他特别不舒服。

　　首场演出前，洪善楠对卡拉扬说：“首演当晚，会有一位中国的国家领导人接见您，请您务必出席。”

　　卡拉扬问：“为什么要接见我？他懂音乐吗？”洪善楠答：“接见是礼节性的。”卡拉扬接着说：“演出之前我会很忙，到时候再说吧。”

　　这个不确切的回复，让洪善楠心急如焚。他找到乐团行政经理彼得·吉尔特说：“请您一定跟卡拉扬说，务必出席。”

　　吉尔特却解释说：“在西方，艺术决策由艺术总监说了算，行政领导无权干预。我们任何人都命令不了卡拉扬，我只能转告他。”

　　10月29日，首场演出当晚，卡拉扬最终接受了中国领导人的接见。但他只说了几句话，就以“我要作演出前准备”为由，匆匆告辞了。

　　彼时，北京体育馆内，“蓝领绿领慢慢塞满大堂。”随行记者夏洛蒂·科尔在《南德意志报》上这样描述：绿领是军方派来的人，蓝领则是刚下班的人，或是步行过来，或是骑车过来，疲惫而又满身尘土，其中一些已经赶了两天的路……

　　演出时间原本是19时30分，但直到19时40分才正式开始。据当时在场的观众回忆：“现场老是静不下来，有人走进走出。当卡拉扬举起指挥棒准备下拍时，一个人脚步声很响地走进来，卡拉扬怒不可遏地转过身来，用指挥棒狠狠地指着那人，吓得那人就地蹲下。”全场立刻安静。

　　卡拉扬转过身，微微低下头，闭上眼睛，高举的指挥棒刚一下拍，仿佛抛向干柴堆的一支火把，柏林爱乐乐团瞬间“燃烧”。莫扎特的《第三十九交响曲》，在体育馆内回响。

　　时任上海交响乐团常任指挥的曹鹏，是现场五千多名观众之一。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卡拉扬在指挥台上“站如钟”，从乐章的第一小节起到乐曲终止，几乎未移动半分。上海交响乐团另一名指挥黄贻钧也坐在体育馆的后座，“遥感卡拉扬出神入化的形象，并对其高超的指挥艺术叹为观止”。

　　李德伦却认为，这部作品虽然准确地演奏下来了，“但很平庸，速度控制得也不好。”他推测可能是因为乐队还没有进入最佳状态，抑或是别的什么原因。接下来，乐队演奏勃拉姆斯时，他“顿时就被折服了”。

　　卡拉扬热爱勃拉姆斯。据他自己估算，曾把勃拉姆斯的每一首乐曲都演过100多遍。在北京体育馆指挥勃拉姆斯的《第一交响曲》时，“他非常清楚、强烈地将这部作品诠释给我们。特别是第四乐章，往往许多人因为处理得平淡而显得冗长，但他的处理是一气呵成的。”李德伦感慨，“真是非常精彩”“给了我少有的震撼”。

　　兼任中央乐团和上海交响乐团客座指挥的姚关荣，听后深受启发。“乐队的弱奏弱不下来，这是我国交响乐队、管弦乐队的普遍性问题。”柏林爱乐乐团弱奏人数虽然超过了莫扎特时代的编制，但在卡拉扬呕心沥血训练之下, 音量却很纤细、入微，音色甚至比小型乐队更美、更协调、更柔和，“应使我们有所教益”。

　　演出结束后，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所有人都希望柏林爱乐乐团能够加演，但卡拉扬只谢了一次幕，就再也没有出现。接待组为卡拉扬准备的大花篮搬上台时，他已经在回北京饭店的路上了。

　　这是卡拉扬的一贯作风。斯特恩曾回忆：“卡拉扬到达音乐大厅和离开那里，都是令人吃惊的大事。这时候，许多人会很激动，可是在长时间的等待之后，他们也只能向大师投去短暂的一瞥。然后，我们这些音乐家，不得不在拥挤的赞美者人群中，步履维艰地为自己和自己的乐器开辟出一条道路。”

　　第二场音乐会，演出曲目是德沃夏克的《第八交响曲》和穆索尔斯基的《图画展览会》。

　　音乐评论家卜大炜，当时在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任职，有幸看了这场“神话级”演出。他清楚地记得，在《图画展览会》“基辅大门”一段，乐团弦乐低音声部充满了厚重质感，铜管低音声部威力巨大，汇合为排山倒海的音响巨浪，非常震撼，“不愧是交响乐‘天团’！”

　　第三场音乐会，柏林爱乐乐团演奏了贝多芬的《第四交响曲》。“乐团第一巴松在其中第四乐章的一处，快速音阶经过句上‘拌了蒜’，险些翻车。”同为音乐人，卜大炜切身体会到，“天团”的大师级演奏家也会遇到“滑铁卢”，可见演艺事业的残酷性。

　　音乐会的最高潮，是中央乐团部分乐师与柏林爱乐乐团，在卡拉扬的指挥棒下，联手演奏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其中，中央乐团首席大提琴司徒志文是唯一的一位女性。这突破了柏林爱乐乐团近百年的传统，即全部由男性演奏员组成的惯例，尽管她是客串的。

　　现场气氛很热烈。“卡拉扬以令人难以屏息的速度，成功地将终曲一鼓作气演奏完毕，几乎使人领略到音乐乃是舞蹈的神化，简直是醉醺醺的天神或是疯颠颠的巨人的舞姿。”张德生至今历历在目。

　　终曲结束后，全场五千多名观众激动地站起来，鼓掌持续十几分钟。两个乐团的音乐家们也很兴奋，拥抱在一起，互相握手祝贺。这次联演，对他们来说，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一次。十年后，卡拉扬辞世，联演成为绝响。

　　记者夏洛蒂·科尔则把这场演出视为一种象征。“‘文革’时期，贝多芬在中国被看作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化身，其作品是被禁止的。音乐会无疑成了一次表白宣明，在政治灵感的火焰中，贝多芬放射着光芒。”

　　后来，科尔问卡拉扬：“这次访华演出是否值得？”卡拉扬答道：“当然值啦！那里的民众第一次真正听了音乐会。这两个民族之间的接触是很少见的。”

　　首场演出前一晚，文化部在北京饭店宴会厅，宴请远道而来的客人。柏林爱乐乐团全体音乐家与中国音乐界代表，五百多人欢聚一堂。

　　按照中国习俗，宴会主桌上的主人是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周巍峙，卡拉扬是主宾。张德生坐在两者中间当翻译。他记得，卡拉扬兴致勃勃地向周巍峙介绍说：“柏林爱乐乐团不经排练可演奏30多套曲目，而稍加排练，则能上演40至50套乐曲。”卡拉扬还补充说：“正当我团在北京演出的时候，贵国领导人也正在西欧访问。这是命运的安排。”

　　1979年，北京饭店宴会厅，卡拉扬与中国音乐家欢聚，中间戴眼镜者为文化外联局译审张德生。

　　宴会中，上海音乐学院的老院长、76岁的贺绿汀举着酒杯，颤颤悠悠地走到主桌边，向卡拉扬敬酒：“我谨代表上海音乐界朋友，向尊敬的卡拉扬先生敬酒！衷心预祝贵团访华演出成功！”

　　张德生译完这句话，特别向卡拉扬介绍：“贺先生是中国著名的作曲家，创作了很多作品。”但他没想到，“卡拉扬听后只是微微颔首，连都没抬一下。”

　　“卡拉扬也太傲慢了！”对此，张德生久久不能释怀。直到多年后，他才慢慢理解。“大师也是年过七旬的老人了，况且他脊柱做过手术，腿不好，劳累了一天，又不知贺绿汀的底细，不清楚中国敬酒的礼仪。所以，他表现出了爱搭不理的态度。”

　　宴会当晚，文化部邀请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的几位学生，为卡拉扬和柏林爱乐乐团演奏几首民族器乐曲。

　　姜建华用二胡独奏了一首西班牙名曲《流浪者之歌》，一首中国传统乐曲《江河水》。一年前，卡拉扬的得意门生、日本著名指挥大师小泽征尔访华时，她曾用一首《二泉映月》使其落泪。

　　1978年6月，日本著名指挥大师小泽征尔在中央音乐学院，听姜建华演奏二胡独奏《二泉映月》时潸然泪下。

　　这一次，姜建华拉完二胡，卡拉扬第一个站了起来。他走到姜建华面前，拥抱了她，激动地说：“你不仅能用二胡表演中国音乐，还把西方音乐演绎得那么好。听得出来，你的每一个乐句都是真正用心来演奏的。”

　　姜建华大吃一惊。“他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和在机场的时候判若两人。”她记得，“宴会上，卡拉扬面带笑容，看起来和蔼可亲。”

　　接着，柏林爱乐乐团的另一位首席小提琴米歇尔·施瓦尔贝也跑了过来。他拉着姜建华的双手反复看，问：“你今年多少岁？”姜建华答：“18岁。”

　　“你还很年轻，手这么棒，跟我改学小提琴吧？”施瓦尔贝对姜建华说：“我教过很多优秀的学生，他们现在都是一流的演奏家。我愿意当你的导师，带你去德国学习。今后，你一定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小提琴家。”

　　姜建华听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兴奋到“爆炸”，稀里糊涂回了一句：“我学不会小提琴吧？”施瓦尔贝安慰她说：“小提琴和二胡都是弦乐器，我会慢慢教你的。你回去好好考虑一下。”

　　回到学校后，姜建华原以为，“事情就这么过去了，人家只是客气客气”。没想到，第二天一早，文化部、教育部都给中央音乐学院校领导打电话，进一步交流此事。

　　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吴祖强把姜建华叫到办公室，笑着说：“小姜，你可了不得！昨晚拉二胡，卡拉扬都被你感动了。首席小提琴施瓦尔贝非要把你带走，如果你愿意跟他去德国，还可以带一个翻译、一个保姆，费用都由他来出……”

　　姜建华这才意识到，施瓦尔贝不是一时冲动，是动真格的！“这不是天上掉馅儿饼吗？当时，刚刚改革开放，多少人挤破头想出国留学。而且，这可是柏林爱乐的大师。”她有些心动。

　　可是，一想到二胡，姜建华又陷入纠结。她从小就拉二胡，14岁时被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录取，15岁时就担任二胡独奏演员与上海交响乐团赴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中国香港等地巡演。对她来说，二胡不仅仅是一件乐器，更是她生命的一部分。

　　如何选择？同学们看姜建华犹豫不决，纷纷劝说：“柏林爱乐还用纠结？一定要去！”“有大师教你，你担心什么，你不去我去！”与此同时，文化部给吴院长又打了几次电话，催问结果。

　　“施瓦尔贝先生是很典型的艺术家，非常热情，心情也很迫切。”姜建华斟酌再三，因为实在割舍不下二胡，最终婉拒了他。这件事让她至今难忘，“虽然有一点遗憾，但从没有后悔过。”

　　多年后，在小泽征尔的邀请下，姜建华东渡日本，传播二胡文化。一次演出结束后，她和小泽征尔一起吃烤鸭。小泽征尔对她说：“卡拉扬先生邀请你去柏林，参加柏林爱乐乐团定期音乐会。”

　　“时隔这么多年，卡拉扬仍然记得我，而且还邀请我去参加音乐会。”姜建华很受触动。1989年7月16日，由小泽征尔执棒，姜建华在柏林爱乐乐团的定期音乐会上，演奏了一首二胡协奏曲《风影》。

　　但她怎么也没想到，卡拉扬当天因心脏病突发去世。每当提及此事，她总遗憾地说，“我都没看到大师最后一面”。

　　卡拉扬访华前，曾向接待组提出：“这次演出行程很紧张，但我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希望在最短的时间了解中国。”于是，接待组在他们的行程中，安排了游览故宫、天坛和长城等名胜古迹。

　　漫步故宫时，壮丽的皇家殿宇、数不尽的朱门绣阁、精美的国宝级文物……让卡拉扬深感中国古代文化的博大精深。当他听到故宫展陈的中国古乐器的声音，“竟感动得流泪”。

　　一路上，洪善楠给卡拉扬又翻译又讲解，他好奇地问：“你德语讲得好，为什么对音乐、历史和文化都很了解？”洪善楠是1956年北京大学西语系毕业生，他对卡拉扬说：“我在北大读书时，我的老师是朱光潜、冯至、马寅初、季羡林……他们都是中国的大师。”

　　卡拉扬和洪善楠相聊甚欢，回到酒店后，仍意犹未尽，在卡拉扬的房间又聊了15分钟。临别时，卡拉扬让秘书把他刚在日本录制的柴可夫斯基的交响乐唱片拿出来，亲笔签上名，送给洪善楠。

　　洪善楠又惊又喜，趁着卡拉扬高兴，又赶紧把随身携带的、音乐家街坊们委托的21张节目单拿了出来，让卡拉扬签上名。他很痛快就签了。后来，洪善楠把这些签名给李德伦等人时，“大家都高兴坏了”。

　　1979年10月，柏林爱乐乐团演出节目单，封面左上角是卡拉扬的亲笔签名。

　　从故宫回来后，卡拉扬向中方提出，希望一到两年后再来中国，由他指导，在故宫摄制意大利歌剧作曲家普契尼的《图兰朵公主》。这部以“中国古代”为背景的传奇性歌剧，被认为是“中国题材”，在欧洲流传甚广。

　　卡拉扬酷爱歌剧，且没有哪位指挥家比他在歌剧上更有名气。在他看来，对指挥家而言，交响乐与歌剧就像自行车的两个轮子，少一只，车就动不了。据说，他至少熟悉50部歌剧的每一处细节，能在从熟睡中被唤醒的情况下，立即从50部歌剧的任何一处开始指挥，尤其是普契尼和威尔第的歌剧名作。

　　当时，国外歌剧界盛行“在故事发生原地”演出之风。譬如，在埃及狮身人面像和金字塔前，表演威尔第的《阿依达》；在罗马的古城堡上，演出普契尼的《托斯卡》……

　　但事实上，《图兰朵公主》这部歌剧与真正的中国历史或神话传说并无关系，只因为普契尼在创作该剧的音乐时，引用了《茉莉花》等中国民谣，故事的背景都是想象虚构的中国。

　　中国人的思想尚未完全放开。1979年，中央歌剧院恢复原建制准备重新上演歌剧《茶花女》时，还有群众在院内贴出大字报反对，认为不应该歌颂外国。还有人说，原文学作者小仲马曾有过不利于巴黎公社的言论，是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卡拉扬的心愿，当时并没有得到中方的积极回应。

　　但卡拉扬没有放弃。他回去以后，曾邀请中国著名导演胡金铨到他的豪华游艇上，谈歌剧《图兰朵公主》的拍摄计划。他还联络时任中国驻奥地利大使的王殊，把这部歌剧的音像资料代转交中方。事情酝酿了好几年，可惜他的健康每况愈下，不久便离世。

　　上世纪80年代，世界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美国波士顿歌剧院的艺术指导考德威尔等先后来中国，商讨在故宫上演歌剧《图兰朵公主》事宜，均未获批准。直到1998年，由印度裔指挥大师祖宾·梅塔执棒，张艺谋导演，中、意两国多名演员共同出演，这部歌剧才终于在太庙前得以上演。

　　除了在故宫摄制《图兰朵公主》，张德生说，卡拉扬离京前，还向中方提出了3点希望：希望中国民乐团访问柏林；中国在1980年能派乐团去参加萨尔茨堡音乐节；选派3至5名中国学生去奥地利音乐学院学习西洋乐器。

　　据李德伦回忆，1979年年底，他收到柏林爱乐乐团经理彼得·吉尔特的一封邀请信。信中写道：“经卡拉扬先生建议，我想邀请您在1980年或1981年的音乐季期间，来指挥柏林爱乐乐团的两场音乐会，我很想知道您最喜欢指挥哪些作品，及您指挥过的作品的概况……”

　　李德伦读后，大喜过望。他把这封邀请信，上报给上级主管部门，但主管部门权衡再三，最后决定派遣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黄贻钧出访。

　　黄贻钧有些为难。作为李德伦几十年的老友，他打算推却邀请，以示精神支持。但李德伦几番力劝，黄贻钧这才打消了顾虑。

　　1981年1月下旬，黄贻钧与琵琶演奏家刘德海同赴柏林作客。黄贻钧在柏林爱乐厅见到卡拉扬，“向他问好，感谢他的盛情邀请，卡拉扬拉着我的手走上演奏台，介绍我和乐队演奏家们见面并致欢迎，十分友好。”

　　几天后，黄贻钧在柏林爱乐大厅，一连指挥了柏林爱乐三场音乐会。其中一首曲目，是刘德海演奏的琵琶协奏曲《草原英雄小姐妹》。黄贻钧因此成为第一位指挥柏林爱乐的中国指挥，刘德海则成为第一位在柏林爱乐奏响中国作品的琵琶演奏家。

　　在柏林期间，黄贻钧还观摩了卡拉扬和柏林爱乐乐团如何录制唱片。他曾回忆：“卡拉扬应约第三次录制贝多芬九部交响曲唱片，每部交响曲他都要试奏二三十遍后才初录，之后几个月时间，他不断收集反响和反复琢磨，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重新排练重新录音，一直到他本人、乐队、听众和唱片商均满意为止。他录制这九部交响曲唱片共花了一年半时间。”

　　卡拉扬热衷于录制唱片。从1939年起，他的录音生涯就开始了。他的第一个录音，是指挥柏林国立歌剧院管弦乐团演绎莫扎特的《魔笛》序曲。此后多年，他无休止地灌制唱片，一生留下近900种唱片，其中“红卡”“白卡”“金卡”等深受古典乐迷追捧。

　　卡拉扬访华之后，他所录制的唱片开始在中国热销。很多年轻人省吃俭用也要在家里配置一套高档音响，并以收集交响乐唱片为爱好，尤其是卡拉扬的唱片。一时间，欣赏西方古典音乐成为一种时尚。

　　西方音乐界也掀起一股“中国热”。这一年，在卡拉扬前后，波士顿交响乐团、里昂交响乐团、小提琴大师耶胡迪·梅纽因等先后来华演出。卜大炜说，“卡拉扬等作为西方古典音乐领军人物，对中国古典音乐界的‘入世’也起到了无形的推进作用。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外来的古典音乐演出团体和个人也越来越多，进入了常态化。”

　　感谢文化外交官、资深翻译家张德生；中国第一代芭蕾舞专家林莲蓉教授；二胡演奏家姜建华；音乐评论家卜大炜对本文采写的帮助。开云全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