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云全站北外滩人物志｜刘蕴德：下海庙的财神殿是我当年行医的位置

2023-06-16 01:08:37　　点击量：

　　他印象中，第一次看见楼上的女人，她两只硕大的垂下来，摇摇晃晃，像两只扑棱的鸽子，就要飞起来。夏天，她只穿一条三角裤。

　　很多年后，当他回忆起这个场景，只记得一个字——肉。洁白的，巨大的，松散的肉，像夏天的巨浪一样向他涌来，让他幼小的眼睛受惊，愣在原地。

　　“阿蕴——”祖母的谩骂声从楼下传来，打破了震颤的寂静。他咻的一声窜下楼，再也没回头看过。

　　从此，祖母立下规矩，不准上楼，不准和楼上的女人接触。但祖母偶尔包了馄饨，还是会给楼上送去。楼上的女人，姐姐从北京来看她，也会给楼下小孩子们带“甜得不得了”的饼。

　　后来，他逐渐从大人口中得知，楼上的女人是个画家，在针织厂里给毛巾设计图案，终年照顾中风的妈妈。“咚咚，咚咚。”从那以后，他总是额外留心楼上的声音，可除了脚步声，什么也没有。“她们像不存在一样安静。”

　　祖母和祖父一样，是广东香山人。她小时候缠过几个月小脚，就放开了，所以一辈子都是个大脚。小时候也念过私塾。他从来没看她看过书，却张口就能背很多古诗文，古诗词用广东话背，平仄入声此起彼伏，煞是好听。她背一句，他也跟着念一句。到了初中老师让他早自习背古诗，觉得很惊讶：“你好像什么都会背？”直到很多年后，他自己写诗，也还是照着粤语的平仄和韵脚，无师自通。

　　他和祖母住在唐山路的景余里，是当年稍微富裕一点人家的房子。祖父拿十一根“小黄鱼”顶下有两个门牌号、打通了两个挨着天井的整个底楼的房子。后来，他们就从四川北路上的“永乐坊”搬来了这里。

　　那一条弄堂，有犹太人、美国人、日本人，小孩子们在一起玩的时候，各色面孔都讲上海话。他的上海话是跟宁波人学的，长大后也不免带着宁波口音。“在家广东话，课堂普通话，和同学讲上海话。”

　　据他说，原来的房子还要更大一些，新旧仅一条弄堂之隔。“五几年的时候吃大锅饭，我们家只有我祖父祖母加上我父亲吧，一家人要住这么大的房子，就等于浪费。”他们觉悟高，自动上缴了，原来“占着两个门牌号”的大房子，就成了烧大锅饭的地方，后来改作居委。一家人换到了一排楼“五分之一”的小房子。一楼住祖父母等四人，后几年又添了他们兄弟二人，共六口。二楼住女画家和她母亲。三楼是亭子间，住着位老太太。

　　祖父是香山竹秀园人。那时候，刘是当地的大姓，他和儿时的玩伴郭琳爽，也就是永安百货二代掌门人，一同来到上海，从服务生做起。最初他只会广东话。因为来往外国人多，他便一点点学英文，又因双手打算盘打得飞快，“两个手都像弹钢琴一样，打算盘的同时，也能算好几笔账”，就从服务生调去管账，一步步做到了永安百货财务部长。

　　祖父是在最风光的时候顶下了房子。可他还是继承了那一代“老克勒”的风骨，精打细算，张弛有度。“上一代上海人什么精？他们不该用的钱，绝对不会乱用。像我祖父当时很多钱，该用的它可以很奢侈，但是价格的合理性发挥得很好。例如酒，他只会买熊猫乙曲，节假日开心，会买瓶尖庄。像泸州老窖、剑南春这样的酒，他绝对不会买，他只觉得酒能醉人就好。绝不会为了面子去买任何东西。”

　　祖父爱吃鱼，尤其是刀鱼。那时刀鱼从扬州来，配给菜场，两三块一斤，很难买到。一条的价格可以去饭店吃十次炸猪排。自然灾害那几年，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所有买东西都要凭票。“他和菜市场的人混得很熟了，人家会把新鲜的鱼留给他。基本上白天都不敢烧，他怕引起人家不好的印象，总是等晚上，十一二点。”

　　那时候一般人家都只烧煤饼炉，但他家里有个美国造的火油炉。火油比较贵，深夜祖父悄悄支起火油炉，放只蒸锅，在瓷碟上整齐地码好刀鱼，绿色的葱、黄色的姜绒和白色的猪油，在亮银色的刀鱼上。“那时候，买回来肉都不是很瘦，就用肉膘熬猪油。他从香港带回来很多不粘锅，不粘锅用到时间长，膜都褪了嘛，他把那个膜全部杀掉，做平底锅来煎猪油。”等猪油渐渐化开，再放鱼，扑闪扑闪的火苗，小心翼翼烧着，门窗紧闭，香味都钻不出去。再切一根香肠，蒸在饭上，配上煎好的鱼一起，就是一顿夜宵。

　　那时候，家家也没有淋浴头。到了晚上，烧点热水，拿毛巾擦一遍身子，就算洗过了。稍微富裕一点的日子，祖父带他们兄弟二人去澡堂洗澡。“海宁路百官街对面有一个浴室，里面的人都跟他认识。然后他一直给引路的小郑小费，那时候就给一毛钱，一毛钱也是很多了。”澡堂在海虹西餐社边上，洗完澡，到旁边点一只罗宋面包，夹两片红肠，片进去吃。他吃东西总是细嚼慢咽，品尝很久。

　　吃饭的时候，祖父已经收拾好了，八十年代从香港回来的习惯未变。从稀疏的头发反梳上去，抹发油，戴一副纯金框眼镜，花衬衫扎进喇叭裤，长到脚边，露出一双尖头压花皮鞋——香槟咖啡拼色。如果回去后弄堂口见到漂亮小姑娘，就向人家吹口哨。

　　“他那时候年纪很大了。我不用想都知道的。背地都说他老流氓。可他还是不改，快乐得很。”

　　毕业以后他买的第一双皮鞋，就是和祖父是一样的尖头压花皮鞋，32块钱。“那时工资是36块钱，就当时用一个月工资买皮鞋哦！这是我第一次穿皮鞋。因为我小时候一直练武术，都穿回力牌跑鞋。”

　　1983年，他凭借武术特长生的身份，考入上海中医药大学。那时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看电影，所以电影票稀缺。他觉得倒卖电影票是个好生意，便着手去干，天蒙蒙亮，就跑去窗口排队。通常一毛五分钱一张的电影票，晚上六点钟在电影院门口，翻一倍也能很快卖出去。靠着“初代黄牛”的营生，他赚了很多钱。“我父亲是一个高级工程师。他就在贵州遵义的航天部，但我那时候倒卖电影票一周赚的钱就超过他一个月，最旺的时候，一天可以挣到八十多块。”后来这些钱都在徐家汇新开的咖啡厅里，当时谈女朋友吃掉了。后来，趁同学们回家过暑假，找了几个人一起包下宿舍的墙壁粉刷。“真的，在我们广东人眼中，到了上海，到处都是钱的。看你想不想去赚。”

　　“那时候正好上海放一个连续剧，叫《上海滩》，里面有一个许，就是穿西装。所以我们就开始都流行穿西装，而且是三件套，里面有背心和衬衫，加一条裤子，再一条西裤，西裤是翻边的。所以直到现在，我都有一个习惯，就秋天一直喜欢穿衬衫外套西装背心”他第一身西装就是祖父的双排扣戗驳领西装，苏格兰条纹，紫红色领带。“我读中医医药大学的时候，西装借给我同学都拨样子拨了好多。他们借去让裁缝去照着做。”现在，那身西装还留在他家里，是他最好的西装。纯羊毛的料子，握在手里很轻，但暖和，多少年后还是如此。

　　念书的时候，他一直都对中医将信将疑。“我当初学中医连教材都没，大学刚刚恢复。我们的老师教我推拿手法，普通话也不会说。”当时的师傅一口标准的是苏北话，他就一句一句认。当初学手法也完全是传统的用法，每天练功，推沙袋。在沙包上做“滚”法。之后呢，再换很细的小石头推，石头倒出来，已经是碎的了。如果是小儿推拿，孩子身子骨软，石头便换成豆腐练，推到最后，豆腐皮一张完完整整，里面碎了，就是过了。“所以我们的手法是跟别人就完全不一样的。”

　　到了大四实习，内科病房有一个小孩子，已经发烧一两个月，一到下午就体温到39度——吊水打针服药，西药一点用都没有。那时，刚好一位八十多岁的老中医来会诊，他开了一个很简单的药方：白虎汤，但其中石膏的量，从原来50g加到250g。“反正这个方子如果不是他的处方，医院药房是没人敢配的。”最后，药下去，小孩子半天就退烧了，后继续住院观察，再沒烧过，一周后痊愈出院。

　　中医药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虹口区的一个老中医门诊部，后来变成唐山路地段医院。“我很喜欢这个医院，因为有很多老中医，关系都非常好，这个医院在哪里呢？就在原来的下海庙里面。”他坐进下海庙的时候，里面的佛堂都漆成了灰色，佛像早已搬走了。尼姑没有走，还住在宿舍里。不过，宿舍从原来的四人一间，变成了独立的双人间，结婚的一对就住在里面。她们大部分去了工厂踩缝纫机，靠着宿舍对面的马铁厂。白天的时候，齿轮吱呀呀地转。铁水浇筑，大汗淋漓。

　　办公室支开一张床，就是推拿室。半个医院迁到了这里——针灸科，伤科，内科，外科，妇科，推拿科，齿科。他坐在底楼，后来下海庙扩建，这里就成了财神殿。

　　每天早上四点，住在偏门的阿姨都会帮他们把热水壶灌满、地擦一遍。阿姨有些做菜用的盐、糖，但从来没有油。他若是煮火锅富裕了一些，便借给她添些荤腥。值班的时候，他爱煮火锅当宵夜。电火锅连同腌料、餐具塞在床下，被子收走，张开四角，推拿床就成了一张餐桌。“煮火锅最方便，大家都喜欢来吃的。我病人晚上带着羊肉就来了，天天聚餐。”

　　“我出来以后呢，其实干的第一份活就是儿科推拿。我主要治疗什么呢——斜视、斜颈、腹泻。中间我推过一个，让我完全改变对中医的看法。”

　　当时，诊所来过一个小孩子。他出生以来就不会大便，治了很久也没有好转。他妈妈找他来看，正好那时他在给小孩子腹泻诊治，问诊后，观察小孩子尿布里的大便，凑近闻气味，又把小孩子的大便舔了一下。那小孩妈妈撞见，很是感动。“医生就是样，你要做好医生。”当即就把她儿子领来了。

　　后来，小孩爸爸来了，脸色黄里透黑，他问后知道是肝硬化，心想可能是遗传因素，根源出在肝上。于是用五行学说，克木培土，调和肝脏，培补脾土，推拿了三个礼拜。“他妈妈突然那天跑来兴高采烈地跟他说：我孩子把大便拉在裤子里了。”他终于松了一口气。

　　多年后，他在街头又碰见了这个男孩子:“这个孩子前两年还看到了，现在已经又高又大，还讨了女朋友，又抱了孩子，还在跟我打招呼。”

　　九零年代初，下海庙恢复了，半边工厂走了，尼姑与佛像又还了回来。佛像是新铸的，带着陌生的光。满院墙壁又漆成了黄色，连同他推拿的时候，手法也在四面明黄的淹没下变得温润了起来。当年唯一没结婚的“师妹”做了主持，十几个尼姑回来了，恢复了寺庙的生机，下海庙的香火一点点重新旺了起来。

　　逢着大年三十晚，是下海庙最金贵的时候，抢着烧大年初一头一炷香。庙里规定，十一点半开庙门。那时候，队伍就已经围起了下海庙的三面墙。“要排两三个小时的。他们十点多就来了。十一点半庙门打开。这个时候我看人差不多了可以混进去，就把牙齿科的门窗打开，他们跳进去。临走时他们想起没有付票钱，这肯定不行，就把钱塞进功德箱。”

　　祖父在世的时候，每天要睡到十点多钟起来，晚上没有一两点是不睡觉的。他吃宵夜，九十岁的时候，还一天两瓶白酒，只要是酒，是烈酒，他就觉得很过瘾。他一生都很爱吃的，但是吃得很慢。喝酒、唱粤剧、写书法。“我是学过书法的，他这个书法绝对就等于清朝的状元词，非常漂亮。”直到去世，祖父都无病无恙，只是某一天突然走得慢了点，护士便给他打电话，他赶来送了祖父最后一程。

　　毕业后，他在石库门的房子里住了十来年。房子老了，他亲自装修，一律拆开重铺。“正好过去医院的牙科医生，给他送来了一堆“无处安放”的牙齿，正好铺在沙上防潮。”他嫌工人瓷砖贴得不细致，卫生间、厨房，一一自己动手。一层楼四米六高，他隔断成两层，上层一米八，下层两米。睡觉在楼上，地下是他的听音室。“为了音质，吸音材料全是电影院级的标准，现在没人玩了。”

　　后来，这栋房子以极低的价格租给了一个朋友，2001年，他转去高楼大厦买了新房。新房子也在北外滩，二十层楼。因为广东人最怕冷，房子便选了西南朝向。太阳太强烈的时候，植物也活不长久。他的音响、电子管胆机、黑胶唱片，连同祖父的茶具、咖啡壶、乾隆年间的碗，都带来了，新家塞得满满当当。留在那里的，似乎只有满地不见光的牙齿。

　　偶尔走在路上，他还会遇见过去的病人。有一次，遇见一个曾经面瘫的小姑娘，朝他挤眉弄眼。“刘医生，你看我的脸还看得出吗？”他笑笑，但早已不当医生了。

　　他重新考了虹口业大的书法专业，出来做书籍装帧与设计，偶尔写些随笔。江湖上称他“二少爷”，“二”是讲他的“轴”——做书前总要与编辑吵一架，感情却越吵越好；“少爷”是讲他的心态年轻。他满意地用作了微信名。北外滩的许多东西也都不见了。“从前在虹口，只要你晚上想吃宵夜，就有周家嘴路，涮羊肉一条街，光是旺旺就开了六家，还有澡堂，洗完澡累了吃宵夜。提篮桥这一块还是有很多好吃的。”都拆掉了，倒闭的倒闭，搬迁的搬迁，百年老店都走了，只剩下一些“端上来菜就凉”的网红店。“北外滩过去其实有很多滚地龙，包括虹镇老街，包括我们这里保民新村。到后来就推翻了，变成一个六层楼的工坊，那现在又推翻了。”

　　它们都不见了，连同需要“九蒸九散”“土生土长”的中药药引也不复存在了。2022年，日本平山郁夫博物馆请他设计一个展览的封面——从美索不达米亚到犍陀罗。他想了想，画了一个圆。“时间是个圆，不断重复，不断推翻，又不断重复。它其实就是不断重建的过程。所以我做了个圆。”

　　一百年后，也许现在的高楼大厦又会被推翻，变成田野、宅院或园林，变成“百年一条街”。只是我们都看不见了而已。

　　接近尾声时，他又突然想起什么来，关于楼上那个女画家。比如她的画，似乎是当时少见的巨幅油画——苏联的秋林与旷野。比如在他去上学的那几年，她结婚了，三十多岁，对象是一个炼钢厂的工人，脾气古怪，两个人还生了一个女儿。比如在他搬离老房子后两年，她死了。

　　她死了，那些巨幅油画不知道沦落何方。里面占满大面墙布的，火红的枫叶，恰如记忆里搬家那年秋天，窗外摇摇欲坠的树叶。画里的，画外的，真真假假，原来是同一种宿命。开云全站